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(shù)額的條件，那么就證明其賠償之意在于“買刑”，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，即使其達成了所謂的和解協(xié)議，也將不被允許

 　　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7日首次公開表示，我國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應僅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精神撫慰、民事賠償達成的和解，且必須以侵害的是特定被害人利益、加害人一方真誠悔罪和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為前提�！�

　　朱孝清是在今天結(jié)束的由北京市朝陽區(qū)人民檢察院與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共同主辦的“刑事和解與程序分流”研討會上作出如上表述的。

　　朱孝清表示，目前在實踐中對于刑事和解制度還存在誤解，認為刑事和解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刑事責任而進行的和解，認為所謂刑事和解就是“花錢買刑”。事實上，在我國目前情況下，刑事和解應該僅指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精神撫慰達成的和解，范圍主要涉及精神撫慰和民事賠償。盡管實務界與學界對可以進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圍觀點不一，但總體上只能是那些侵害了特定被害人利益的案件才可能和解，像貪污、受賄等侵害了國家、社會利益的案件，根本沒有人能夠代表被害主體謀求和解，因此也就不可能進行和解。

　　朱孝清認為，刑事和解與“花錢買刑”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誠悔罪、賠禮道歉，獲得被害人的諒解。經(jīng)濟賠償是真誠悔罪的應有之意，但是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(shù)額的條件，那么就證明其賠償之意在于“買刑”，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，即使其達成了所謂的和解協(xié)議，也將不被允許。

　　對于檢察機關(guān)在刑事和解案件中可以有哪些作為的問題，朱孝清稱，在整個刑事和解的過程中，都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在自愿基礎上的一種溝通和諒解，但是檢察機關(guān)必須要對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的前提條件，在整個和解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進行監(jiān)控，確保和解是在符合前提和法律規(guī)定的條件下達成。對于已經(jīng)達成和解的案件，如果符合法律規(guī)定的不起訴條件的，檢察機關(guān)可以不予批捕或不予起訴；對于那些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，檢察機關(guān)在起訴時則應該向法院說明情況，并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