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最高法副院長:裁決信息公開不僅是形式

來源: 中國廣播網(wǎng)(北京)

中國廣播網(wǎng)3月11日報道

郭靜：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我是郭靜，歡迎收聽兩會特別節(jié)目《做客中央臺》，本期節(jié)目我們邀請到的客人是全國政協(xié)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，萬院長歡迎您。

萬鄂湘：謝謝。

郭靜：我記得去年這兩個報告發(fā)布以后，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有幾點給大家印象特別深，就是2008年受理的案件數(shù)當(dāng)時是首次突破了1000萬，有了非常大的增長，而且經(jīng)濟犯罪案上升，暴力性犯罪案件下降，它其實表現(xiàn)出我們整個社會矛盾的一些變化。那回顧剛剛過去的2009年，從高法的工作來講，有什么新的特點？

萬鄂湘：前年全國法院案件數(shù)量突破了1000萬，去年過了1100萬，這幾年平均都是接近10%的速度在增長。最高法院的案件增長量更大，去年和前年相比較增長了26%。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因素引起的，一個是去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，導(dǎo)致了我們很多企業(yè)合同履行率降低，打個比喻，就像高速公路，在運行很通暢的時候，車輛你也顧不上找我，我也找不到你，運行的效率很高；一個急剎車，碰撞就產(chǎn)生了，合同也一樣，履行率就降低了，這是一個大的經(jīng)濟背景。另外一個背景，就是我們有兩個重要的法律出臺，一個是《勞動合同法》，還有一個就是修改了《民事訴訟法》。從《勞動合同法》來說，勞動爭議案件在有些地方，特別是在廣東，像東莞地區(qū)，上升率是100%，我們有的法官，一年一個法官要審理500多起案件，平均每個有效工作日要審理兩起案件。

最高法院的案件為什么增長量達到26%呢？這涉及到《民事訴訟法》有關(guān)再審案件方面的修改，再審案件中院終審的要上提一級，到高級法院去申請再審，現(xiàn)在很多案件是高級法院終審以后，就直接到了最高法院，這兩個因素的增加，導(dǎo)致了我們?nèi)ツ臧讣�猛增，全國�?%至7%的增速，最高法院到了26%，這是第一個特點。

第二個特點，案件辦理的難度加大了。難度不僅僅是我們所涉及到的剛才這個方面的因素，還有我們老百姓維權(quán)意識在增加，還有我們企業(yè)面臨國際金融危機跟國外之間，因為我自己分管涉外案件，港澳臺海事……

曹景行：增加很多。

萬鄂湘：增加的量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難度、復(fù)雜因素在增加，因為案件有的涉及香港的法律、外國法、國際條約等等；還有一些案件通過仲裁解決以后，還回到法院來承認和執(zhí)行，這些案件普遍較為復(fù)雜，這是第二個特點。

第三個特點，就是我們提出來為大局服務(wù)，為人民司法。提出這個觀念以后，我感覺有一個大的變化，就是以做平民法官為榮，法官要到老百姓當(dāng)中去，為老百姓去考慮，為民司法或者司法為民在2008年以后，成為全國人民法院的一個工作主題。我覺得這三點我感覺印象最深。

郭靜：先給我們勾了一個大致的輪廓，那今天我們也請到了中國之聲的特約觀察員曹景行先生做本期節(jié)目的嘉賓主持，曹先生您剛才聽了萬院長的介紹，您有一個什么感覺？

曹景行：我們國家，我們社會，官司打得多了，而且好像難度大了，到底是好事情，還是不好？

萬鄂湘：我想這是一個辯證的問題：一個方面，中國在社會轉(zhuǎn)型期，矛盾在增加，老百姓的維權(quán)意識在提高。老百姓為什么愿意到法院打官司，他對法律有信心，我們法治建設(shè)的這種進步讓他看到了希望；同時我們也感覺到問題的另外一方面，所有的社會矛盾，都通過司法來解決，是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？

曹景行：這個問題我們一直也在覺得，許多問題是不是都到法院來解決？您覺得應(yīng)該怎么樣來考慮？

萬鄂湘：有這么一句話，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�？墒俏覀儾灰�忘記了，這個“最后”，它可能也是花費最多，成本最高，時間呢，拖得也最長的一種解決方式。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手段可以去選擇，比如說當(dāng)事人之間你們?nèi)ズ徒�，去調(diào)解，還可以去仲裁，我們把它統(tǒng)稱為司法外的解決程序，如果通過這些程序來解決的話，我覺得成本要低得多。因此，我們最高法院要求各級法院現(xiàn)在要大大加強訴訟外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糾紛。不是說所有的矛盾糾紛都要選擇司法來救濟，你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方式來救濟，包括行政救濟。還有民間的調(diào)解，調(diào)解達不成，再通過司法解決，那才是真正的最后，不要首先就把所有矛盾一下子丟到法院去。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就是三鹿奶粉案，涉及到二十多萬嬰幼兒，如果這些案子全部到法院去，對那些嬰幼兒的家長來說，要面臨著一個最復(fù)雜的問題，就是你要證明這個奶粉跟你孩子出現(xiàn)最后這種狀況的因果關(guān)系，簡單來說，你要拿出證據(jù)，買奶粉的發(fā)票等，往往很多我們農(nóng)村的家長是拿不出來的，如果案件對簿公堂的時候，這個是少不了的。政府采取行政解決優(yōu)先的辦法，政府一下子拿出64個億救濟所有20萬的（嬰幼兒），分不同的傷害程度，通過行政一下子全部得以解決，一次到位，這種方式比司法解決，等到幾年以后才能拿到這個補償金，是不是更好？這是一個例子。